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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晓山:中国合作经济发展历程

熊十力先生曾说:“知识之败,慕浮名而不务潜修。品节之败,慕虚荣而不甘枯淡。”正是在科学研究中能够耐得住寂寞,力戒浮躁,潜心钻研,既不人云亦云,也不食洋不化,才使得张晓山在中国农村发展的理论研究领域能有所建树。

出生自名人家庭,也受累于名人家庭,10年农村生活没有让张晓山磨灭对知识和理想的追求。如古语所言:“天下事,以难而废者十之一,以惰而废者十之九。”因为勤奋、敏锐和敢于坐“冷板凳”,跳出农村进入农业经济理论研究领域的张晓山在农村组织与制度、合作经济理论与实践等方面,收获了卓越的研究成果。

“生活教育了我,我们不应该跪着,要站起来,自尊自强。”

张晓山1947年10月生于上海一个著名的文化家庭。父亲胡风是著名的现代文艺理论家、诗人、文学翻译家。小时候张晓山随父母来到北京,初中和高中就读于北京四中。

因为1955年“胡风反革命集团”冤案事件,张晓山成为一个黑得不能再黑的“黑五类”。1968年,作为66届的老高中生,张晓山开始了他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土默特左旗插队落户的农村生活。在此后的10年中,一批批招工、招生的知青陆续离开了土默特这片知识青年再教育的火热天地,而对张晓山来说,因为出身问题,一直没有这样的机会落在他的头上。

1973年推荐和选拔知识青年作为工农兵学员上大学,因为家庭原因,张晓山连参加考试的机会都没有。1974年再次招生,张晓山还是同样的原因卡在政审关上。此后,在一些热心干部和同学的帮助下,张晓山作为“社来社去”(即从公社来的就回公社,从大队来的就回大队)的工农兵学员,去内蒙古巴彦淖尔盟农牧学院读了一年的农学专业,毕业后又回到农村继续劳动。

1977年,张晓山被调到土左旗塔布赛公社良种场做农业技术推广工作,就在这一年秋天,广播中传来了国家恢复高考的喜讯。新高考制度规定,66届、67届高中生也可以参加考试,这让张晓山感到非常高兴。不过,此时距离高考只有一个月的时间,好在已经快到农闲时间,张晓山就请了假回到村里,隔几天蒸一屉窝头或馒头,闭门不出,日夜看书学习。当时,张晓山最大的愿望是能考到北京大学读书,不过这个愿望最终没有实现,他被内蒙古师范学院录取。张晓山在内蒙古师范学院只读了1年,因为允许在校本科生报考研究生,1979年,读了1年本科的张晓山考取了中国人民大学农业经济专业的硕士研究生。1982年7月,张晓山研究生毕业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工作。

凡是经历过文革岁月的中国人,都会留下深刻的生活记忆。对张晓山来说,那段日子刻骨铭心:不管整人的还是被整的,人性最丑恶的一面暴露出来了,但人性最美好善良的一面也得以展现,尤其是在社会底层,日复一日的插队生活让张晓山逐渐感悟,最普通的老百姓看待人的标准不是你的出身好坏,而是你为人是不是实在,能不能吃苦,会不会干事。张晓山说:“生活教育了我,我们不应该跪着,要站起来,自尊自强。”

选择农业经济研究,最初的目的就是能回北京,但10年农村插队,也让他因此建立了研究的动力,形成了想为老乡做点事的基础感情。

事实上,选择农业经济专业,对张晓山来说,最初的目的主要是为了考户口,想凭借自己的本事考回北京。不过,作为城市出生、城市长大的青年,10年的农村插队生活,让张晓山对从事农业和农村经济研究具有了切身亲近感。当时在农村生活,张晓山的经济地位和农民完全一样,甚至比一般农民更加贫穷。他亲身经历了生产队种的党参苗被当作“资本主义毒草”而连根刨掉,也经历了半夜拿个口袋到农场院和老乡一起偷偷地分“土粮”,10年的底层社会生活,给了张晓山一种难得的人生积淀,“没有这10年的农村插队经历,我就不可能真切地了解人生、了解农民、了解社会。”正是这种基本感情,逐渐使得张晓山建立了自己的研究动力——在从事研究时,他往往会想到村里的老乡,总觉得应该为他们做点什么,使他们能够有尊严地生活,能够和城里人一样享受到改革开放和现代文明的成果。张晓山说:“这10年社会底层的生活经历,也算是我研究的出发点吧。同时,经历了这10年,社会地位的大起大落,也在一定程度上培养了我宠辱不惊的生活态度。”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张晓山供职于农村发展研究所,而他关注和研究的领域,其实一直都比较“冷门”。例如对合作经济的研究,早在20世纪80年代,张晓山就开始专注于这一领域,实际上,直到2000年后,对农村和农业合作经济的研究才逐渐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对此,张晓山的认识是:“选题是研究工作的起点。要使研究具有前瞻性,得有广阔的眼界、敏锐的目光,及时发现社会变革与发展中带有倾向性、苗头性的问题,探索和把握其中内在的规律。但更主要的是要甘于坐‘冷板凳’,静下心来研究问题,去除浮躁心态,避免急功近利,不要盲目追风。”

农村合作经济是张晓山的研究重点之一,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他对农村合作经济的研究主要是局限在基础性范畴,1991年他出版了《合作经济理论与实践——中外比较研究》,对150多年来国际上形成的有代表性的合作经济理论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和整理。并结合中国的实践,对农村合作社的基本原则和与之相关的一些重要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了比较研究;对国家与合作组织之间的关系、国家立法与合作组织的发展、社区合作组织的演进、发展中国家的农业生产合作等重大问题进行了深入剖析,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学术观点。这项研究成果为中国农村合作社的发展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做了一些较为系统全面的具有基础性和前瞻性的工作。

合作社是农村最为重要的经济组织形式之一。建立一个完整的服务体系是实行家庭经营的必要条件,也是中国农业发展面临的艰巨历史任务。

从世界经验看,合作社是农村最为重要的经济组织形式之一。新中国土地改革后,为对农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1953年2月,中央正式通过并发布了《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计划大约用三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基本实现农业合作化,即在1960年前普遍建立起初级合作社,1960年以后再逐步分期分批地转化上升为高级合作社。

在初期,农业合作社很受农民欢迎,但随着超越当时农村生产力水平的合作化运动一浪接着一浪地开展,农业合作化的发展逐渐偏离了轨道,1956年9月,我国就在全国全面实现了高级社,到1957年年底,全国96%以上的农民被迫加入了高级社,由于这种合作化运动实际上形成了对农民生产资料的剥夺,使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受到巨大打击,对农村经济造成严重影响,自此之后真正意义上的合作社一直处于沉寂状态。

改革开放,实行家庭承包经营之后,农民的财产权得到承认,生产积极性极大提高,农民再次有了发展合作社的需求。从1983年开始,在中央文件中,多次鼓励、引导和支持专业技术协会、专业合作社、供销社等形式的合作经济组织发展。1983年中共中央一号文件第四条提出“适应商品生产需要,发展多种多样的合作经济”。1985年中共中央一号文件进一步提出,“按照自愿互利原则和商品经济要求,积极发展和完善农村合作制”。1986年中共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近几年出现了一批农民联合购销组织……各有关部门均应给予热情支持和帮助。”

1991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1991年农业和农村工作的通知》要求,“各级政府对农民自办、联办服务组织要积极支持,保护他们的合法权益,同时要加强管理,引导他们健康发展。”

到1993年,关于农民专业合作社管理和服务的实质性措施开始出台。《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当前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对农村合作经济提出了具体要求。国务院明确规定,农业部作为指导和扶持农民专业合作与联合组织的行政主管部门。当时,陕西、山西、黑龙江、安徽、四川等省还开展了农民专业协会或农民合作组织的试点工作。在国家政策的鼓励和支持下,与传统集体经济组织明显不同的合作组织纷纷出现,不过,总体来看,由于缺乏合作传统、人民公社化运动带来的影响仍未消除、农户生产的商品率不高、政府扶持的具体措施少等原因,合作经济的发育还比较初级,合作内容也仅以技术合作和交流为主。

到20世纪90年代末期,合作活动内容逐渐拓宽,从以技术合作为主,转向共同购买生产资料、销售农产品(000061,股吧)乃至进行共同使用资金、设施等生产要素方面合作。同时,合作社牵头人也出现了明显的多元化的变化,除能人和专业大户牵头兴办外,一些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也成为组织兴办专业合作社的重要力量。

进入21世纪,随着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调整的加快,农民对合作社的需求更加迫切。中央政府也认识到了这个问题,开始有计划、有组织地支持合作社发展。2002年,农业部在全国选择100个专业合作组织、6个地市以及浙江省作为综合试点单位。2003年财政部下拨2000万元,把支持农民专业合作社作为国家财政支农工作的一大尝试,并且安排专项资金用于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培训。在国家政策和法律环境方面,200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做好农业和农村工作的意见》提出,“积极发展农产品行业协会和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建立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2004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了鼓励和发展各类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具体政策。为减轻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负担,2005年中央一号文提出对专业合作组织及其所办加工、流通实体适当减免有关税费。2006年10月,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通过了《农民专业合作法》,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成员、组织架构、财务管理、机构变动、扶持政策等进行了全面规定,农民专业合作组织从此具备了法人资格。

30年来,从我国的现实情况看,对农业实行家庭经营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它取决于中国现实的生产力水平,取决于中国农业本身的特性,也取决于中国大量人口长期高度依赖农业的客观因素。但是,单个家庭的经营缺乏规模效益、生产成本高、技术水平低、市场谈判地位弱,因此建立一个完整的服务体系是实行家庭经营的必要条件,也是中国农业发展面临的艰巨历史任务。

发育农民自身的合作组织是中国农村经济长远发展的合理选择,这类经济组织是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增加农民收入、维护公平、保护弱者的有效组织载体。这也是中国农业走向世界的必经之路。

自1993年张晓山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副所长后(1998年任所长),在他的带领下,农村合作经济研究又取得了新的发展:他带出了一个知识结构互补、年龄层次合理的研究团队,出版、发表了一系列高水平的学术论文、研究报告和专著。1996年《走向市场:农村的制度变迁与组织创新》出版,1998年《中国农村新型合作组织探析》出版,2002年《联结农户与市场——中国农民中介组织探究》出版,该书第一部分“理论研究”获得孙冶方经济学论文奖。

张晓山介绍说,我们的理论研究部分将案例调查、问卷调查和对总体情况的把握相结合,对中国农民中介组织的现状进行了较为准确地全面描述,在实践分析的基础上,提出目前中国农村组织创新的重点应该是发育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逐步形成的联结农民与市场的多元化的新型中介组织和群体,如各地农村涌现的专业合作社、专业技术协会以及“公司+农户”、农民经纪人等类型。同时,要改造和最大限度地利用农村现已存在的中介组织资源(如乡镇以及村社区组织、供销合作社、信用合作社、乡镇“七所八站”等组织形式)的网络体系、基础设施、专业技术人才和社会动员能力,整合农村已有的和正在发育的社会资本、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实现两种组织资源的有效对接。对接的前提条件是要迫使传统的组织资源进行市场化取向的改革,明晰产权关系。我们通过分析认为,在“公司+农户”的组织形式中,农民总的来讲是处于弱势地位,很难分享到由于初级产品增值而产生的二、三产业的利润。公司在大多数情况下,不倾向于选择合作社为交易伙伴。在当时阶段,“合作社+农户”(即合作社自身发展成为龙头企业)的模式尚未成为联结农户和市场的主导形式,但发育农民自身的合作组织是中国农村经济长远发展的合理选择,这类经济组织是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增加农民收入、维护公平、保护弱者的有效组织载体。

从世界经验看,越是农业发达的国家,合作社现象越是普遍。据统计,目前,每个农户平均参加2.6个合作社。不论是美国、加拿大等大陆国家,还是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丹麦、法国等传统国家,90%以上的农户都加入了合作社。巴西、智利等国80%的农户加入了合作社。印度、孟加拉、斯里兰卡、泰国等亚洲国家,入社农民也占30%—60%。可见,农民合作社是当今世界适应市场经济发展、广泛受到农民欢迎的一种组织形式。而且,为帮助合作社发展,世界上很多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都对合作社给予财政、税收、金融、科技、储运、培训等方面的支持。例如,德国对合作社的管理费用第一年政府补贴总额的60%,第二年补贴40%,第三年补贴20%,还建立针对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奖励基金。法国政府给予新成立的共同使用农业机械合作社2.4万—3万法郎的启动费用,这些合作社在购买机器时,可以获得相当于买价15%—25%的无偿援助。日本政府为农协提供50%的农产品加工项目的厂房、设备投资,等等。

从长远来看,发育农民作为市场经济主体的各种新型组织形式,最后组成由政府有关部门、涉农企业、农民生产者组织代表、贸易部门等方面代表参加的各种农产品的销售理事会,建立代表农民利益的地区或全国一级的合作经济组织、与农业有关的商业性企业集团和政府部门之间平等的伙伴关系,从而由各方利益代表与政府一起决定农产品的生产布局、结构和数量,以及农产品的进出口贸易的大政方针,这将是中国农业走向世界的必经之路。

来源:中国经济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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